1943年12月2日晚，德军对盟军在意大利巴里的一个重要港口进行轰炸，击沉了17艘运输舰及货船，造成英美军队1000多名士兵和数百名平民死亡，这次事件也被称为“欧洲的珍珠港事件”。在这场突然的空袭中遇难的船舰里，包括一艘名为“约翰·哈维号”（John Harvey）的美国自由轮。这艘船舰秘密装载了2000枚芥子气炸弹，如果希特勒诉诸毒气战，这些毒气弹则可作为后备手段进行应对。
德国空军的“幸运之战”导致有毒的硫磺色芥子气烟雾笼罩着港口，液态芥子气源源不断流入海水中。这使得盟军企图去掩盖这场化学武器灾难，但同时也使一位军医在偶然间发现了治疗癌症的新方法。
在这场毁灭性攻击之后，因为担心德军会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的化学战争，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国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企图隐瞒运送毒气的事实。
鉴于军事机密，医务人员并没有意识到液态芥子气污染的危险。船上大量的液态芥子气进入海水中，悄悄蔓延到港口，与从受损船只中泄露出来的成吨的燃油混合在一起。
灾难发生的第一晚，数百名幸存者被误以为只是受到了爆炸冲击和海水浸没，他们之间有的跳进海里逃生，也有的被吹到海里，然后游到安全的地方。
这些人被注射了吗啡，然后裹着温暖的毯子，穿着浸满油污的制服坐上12小时，甚至24小时，严重受伤者则先得到照顾。这无异于浸泡在芥子气中，但所有人对危险一无所知。
黎明时分，这些病人的皮肤开始发炎并出现红肿，身上出现了“气球大小”的水泡。不到24小时，病房里满是眼睛肿得睁不开的病人。
医生怀疑存在某种形式的化学刺激物，但病人没有表现出典型的症状，对标准化治疗也没有反应。当总部通知说，数百名有不同寻常症状的患者将被归为“尚未确诊皮炎”时，人们的不安加剧了。
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，病情相对较好的病人开始死亡。这些突然而神秘的死亡让医生们不知所措，不知如何处理，当时还有传言说德国人使用了一种不知名的毒气。
随着每日死亡人数的上升，巴里的英国官员发出了“红灯”警报，同时也向位于阿尔及尔的盟军总部(AFHQ)发出医疗危机警报，艾森豪威尔手下一位年轻的化学武器专家斯图尔特·弗朗西斯·亚历山大（Stewart Francis Alexander）中校立即被派往灾难现场。
尽管英国港务局极力否认，亚历山大还是迅速诊断出这是芥子气中毒。他确信对军事安全的过分关注加剧了这场悲剧，他坚持进行调查，以查明化学试剂的来源，并确定它是如何毒死这么多人的。
在仔细研究了病例表后，他绘制出了被毁货船相对于毒气受害者的位置，并成功确定了约翰·哈维号是化学爆炸的中心。此外潜水员打捞出的毒气炸弹碎片被证实来自于100磅重的美国芥子气炸弹。
1943年12月11日，亚历山大将初步调查结果告知了总部。不仅毒气来自盟军自己，而且被贴上“暂未确诊”标签的受害者由于浸泡在漂浮于港口海面的剧毒芥子油液中，已经遭受了长时间的暴露。 亚历山大收到的回应令人震惊，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分析报告后，丘吉尔拒绝承认巴里存在芥子气。随着欧洲战争进入关键阶段，盟国同意对化学灾难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：官方记录中所有提及芥子气的部分都被删除了，亚历山大的诊断结果也从病历表中删除了。
芥子气弹头
亚历山大的《巴里芥子气人员伤亡的最终报告》随即被列为机密，但在此之前，芥子气对白细胞毒性作用的惊人发现引起了他在毒气部队(CWS)的上司科尼利厄斯·P·罗兹（Cornelius P.“Dusty”Rhoads）上校的注意。平时罗兹也担任纽约纪念医院的院长，负责癌症及相关疾病的诊治。
在巴里毒气事故里超过617名受害者中，有83人死亡，所有病例都表现出芥子气对细胞分裂的抑制作用，这表明芥子气能够被用于抑制快速增殖的恶性白细胞，而这些恶性白细胞可能会入侵并破坏健康组织。
亚历山大从太平间的大量个案研究中获取了宝贵的数据，并指出有一种化学物质可能可以被用作对抗某些癌症的武器。
根据亚历山大里程碑式的巴里报告和耶鲁大学一项绝密的临床试验，证明氮芥(硫芥的一种更稳定的同类)可以缩小肿瘤，罗兹相信这种有害物质经过仔细校准后，在微小剂量下可以用于治疗癌症。
1945年，他说服通用汽车大亨阿尔佛雷德·P·斯隆和查尔斯·F·凯特灵投资设立斯隆·凯特林癌症研究所（SKI），打造一个由战时科学家组成的最先进的实验室，来合成新的芥子气衍生物，并研制出第一种癌症药物，现在被称为化疗。
1949年，氮芥（二氯甲基二乙胺）成为第一个获FDA批准的实验性化疗药物，并成功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。这一胜利激发了人们寻找其他化学制剂的动力，这些制剂可以专门针对恶性细胞，但不会伤害正常细胞。美国癌症协会称巴里灾难归开启了“癌症化疗时代”。
原文链接：https://www.history.com/news/wwii-disaster-bari-mustard-gas
